即将开通,敬请期待!!

“全球治理的进展、挑战及前景”国际研讨会现场
一、引言
全球治理体系并未按照“旧秩序退出、新秩序接管”的方式线性演进,而是在多重赤字累积与新议题不断扩展的背景下进入复杂重组阶段。冷战后形成的多边制度曾在相当长时期内成为维系全球合作的基本框架,但随着国际权力重心东移、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以及跨国风险持续外溢,既有治理体系在代表性、合法性和治理效能上的局限愈发突出。从国际金融治理改革迟滞,到全球公共卫生协调、数字治理和气候融资分歧各领域,全球治理的关键问题已不再只是“是否存在制度”,而是“现有制度是否能够回应新的力量结构、问题结构与发展诉求”。
既有研究大多从全球治理赤字、中国全球治理理念和全球南方崛起等角度展开讨论,但对发展中国家如何把原则性参与转化为持续性的制度影响力,仍缺乏足够细化的分析。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现实意义,已经不只是争取“更多发言机会”,而是能否进入议程设置、规则谈判、平台建设和制度执行等更具有实质性的环节。基于此,本文拟在梳理全球治理转型主要特征的基础上,分析发展中国家参与制度创新的时代定位、核心路径与典型实践,为理解全球治理体系渐进重组提供更具操作性的观察视角。

“联合国与全球治理:迈向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学术研讨会现场
二、全球治理体系转型的当前态势与发展中国家参与的时代定位
(一)全球治理体系转型的核心特征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转型至少呈现出三方面特征。其一,代表性不足、合法性弱化与治理绩效不足三重矛盾相互叠加。二战后形成的主要国际机制深嵌于既有权力结构之中,长期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体量、人口规模和区域影响力不断上升,制度设计与现实力量分布之间的错位愈发明显。这意味着,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首先面临的并不是抽象的价值分歧,而是制度代表性与现实政治经济结构之间的持续脱节。
其二,全球治理议题不断扩展并呈现明显碎片化趋势。传统的安全、贸易和金融议题仍然重要,但公共卫生、人工智能、数据流动、绿色转型、供应链韧性等新议题正在快速进入国际规则层面。新议题增加了制度创新空间,也提高了制度协调成本。不同平台、不同标准、不同利益联盟并行存在,使全球治理体系呈现出“多层并存、交叉嵌套”的复杂格局。
其三,制度变迁日益呈现存量改革与增量创制并行推进的双轨特征。一方面,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仍掌握着最强的程序合法性和广泛的成员基础,发展中国家不可能绕开这些制度;另一方面,既有机制改革速度有限,又推动新兴国家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等平台开展增量制度供给。因而,当前全球治理转型的基本逻辑不是制度替代,而是制度叠加和渐进重组。
(二)发展中国家参与制度创新的时代定位
面对这一格局,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定位也在发生变化。第一,发展中国家正在从制度诉求的提出者转向制度改革的推动者。无论是在国际金融治理改革、发展融资议程还是气候正义问题上,全球南方国家已逐渐形成更清晰的共同主张,并开始通过区域组织、议题联盟和多边平台施加制度压力。
第二,发展中国家正在从规则接受者转向公共产品供给的参与者。过去相当长时期内,制度供给主要表现为对既有国际规则的适应;而如今,一些发展中国家已能通过融资平台、基础设施合作、能力建设网络和区域合作机制,向国际社会提供具有制度含义的公共产品。
第三,发展中国家正在从边缘参与者转向局部规则塑造者。尤其是在海洋治理、公共卫生、数字治理和绿色转型等领域,中小国家和中等强国可以凭借专业能力、议题专长和区域枢纽地位取得局部制度优势。这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上升,并不必然依赖整体性权力跃升,也可以通过议题型参与逐步积累规则影响力。

“加强联合国作用,弘扬多边主义”国际研讨会现场
三、全球治理体系转型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参与制度创新的核心实践路径
结合全球治理体系转型的现实特征,发展中国家参与制度创新大体形成了四条相互支撑的实践路径。
(一)夯实国内能力基础,将发展资源转化为制度能力
发展中国家能否有效参与制度创新,首先取决于国内能力,而不只是外部联盟。国际规则谈判、跨部门协调、数据支撑和政策连续性,本质上都建立在国家治理能力之上。没有较为稳定的宏观政策体系、专业化的政府管理队伍和持续性的知识生产能力,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参与就容易停留在原则表达层面,难以形成具体的制度文本和执行机制。
因此,能力建设至少应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完善外交、财政、科技、卫生、能源等部门之间的协同机制,形成面向全球治理议题的统筹能力;二是加强智库、大学和专业研究机构建设,为国际谈判提供持续知识供给;三是培养能够长期参与国际组织和专业机制的复合型人才;四是提升数据获取、项目执行和政策评估能力,使制度诉求能够被转化为可验证、可落实的行动方案。能力建设看似是国内议题,实则决定了发展中国家能否真正进入全球治理的核心领域。
(二)推动存量机制改革,提升代表性与议程设置能力
在现阶段,发展中国家仍需首先进入旧机制改革轨道。联合国体系、国际金融机构和主要全球经济治理平台虽然改革缓慢,但仍掌握最关键的制度合法性资源和规则程序入口。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推动份额改革、代表性修正和议程扩容,仍是提升制度影响力的必要路径。
这一过程的关键,不只是争取席位增加,更在于把发展问题、南方议题和结构性不平等问题稳定嵌入全球议程之中。非盟成为G20永久成员的意义,正在于其并非只是简单增加一个代表席位,而是使非洲发展、债务可持续性、粮食安全和产业转型等议题更稳定地进入全球宏观治理议程。对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存量机制改革虽然进展缓慢,却是进入核心制度程序、争取长期规则影响力的基础步骤。
(三)建设新型合作平台,增强公共产品供给能力
如果仅仅依靠旧机制改革,往往不能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制度需求,因此平台型制度创设成为另一条重要路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等新型多边开发机构的意义,并不只在于增加融资渠道,更在于通过组织载体、融资规则和项目程序,把发展导向、南方参与导向和合作治理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安排。
平台建设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制度影响力不能只依赖规范表达,还必须通过具体合作安排体现为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基础设施融资、能力培训、绿色项目支持、区域互联互通等合作实践,一旦形成稳定预期和制度信誉,就会反过来增强发展中国家在旧机制中的谈判地位。换言之,新平台并不是对旧制度的简单替代,而是在全球治理体系重组过程中形成制度缓冲、制度试验与制度积累的重要场域。
(四)加强南南协调与议题型规则创新,形成局部制度突破
发展中国家虽然数量众多,但数量优势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制度权力,只有通过全球南方国家协调、区域合作和议题联盟,分散偏好才可能转化为集体行动能力。在债务治理、卫生公平、数字能力建设、气候融资和海洋治理等领域,发展中国家需要根据议题差异形成更灵活的合作组合,而不能停留于一般性的身份宣示。
与此同时,议题型规则创业为中小国家提供了重要的突破空间。与综合性制度改革相比,议题型机制更强调专业能力、政策创新和规则细化,因而更适合中等发展中国家、小国和区域枢纽国家并发挥作用。通过在特定议题上形成标准制定、平台协调或示范实践,一些发展中国家可以率先实现“局部进入一局部塑造一局部扩散”的制度上升路径,这种路径虽然影响范围有限,却往往更具现实可行性。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四、发展中国家参与制度创新的典型实践
为更清楚地呈现上述路径,本文选取三类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加以分析。
(一)非盟成为G20永久成员:存量机制代表性修正的制度突破
非盟成为G20永久成员,是全球南方国家提升代表性的重要标志。这一进展表明,随着全球经济力量结构和发展议题重心的变化,传统全球经济治理平台必须对长期存在的代表性不足问题做出调整。非盟进入G20并未立即改变全球经济治理的权力结构,但它推动非洲议题从外围关切更稳定地进入核心宏观协调议程,体现了发展中国家通过集体身份和平台整合争取制度入口的现实路径。该案例说明,存量机制改革虽然节奏缓慢,却仍是发展中国家扩大议程影响力的重要方向。
(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新开发银行:新平台制度供给的实践样本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新开发银行是发展中国家通过平台建设参与制度创新的典型案例。两者在基础设施融资、可持续发展和南方合作等领域形成了较强的制度辨识度。它们的重要性不只在于提供资金支持,更在于通过成员构成、治理规则、项目运作和发展导向,展示不同于传统机构的制度供给方式。尤其在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融资缺口和发展转型压力的背景下,这类平台强化了发展中国家将发展诉求转化为制度安排和公共产品的能力。其启示在于:平台型参与的核心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在全球制度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格局中积累组织能力、项目能力和制度信誉。
(三)新加坡“全球绿色海事枢纽”建设:中小国家议题型参与的示范
与综合性平台不同,新加坡围绕“全球绿色海事枢纽”推进国际合作的实践,体现了中小国家通过议题型规则创业参与全球治理的方式。新加坡并不具备主导全球治理结构的能力,但其凭借港口枢纽地位、海事技术基础和政策整合能力,在绿色航运、海事能源转型和相关标准建设方面形成了较强影响力。该案例说明,发展中国家并非同质整体,不同国家可以依据自身区位优势、产业特长和专业能力,选择不同的制度切入点。对许多中小国家而言,在少数关键议题上率先突破,往往比广泛参与所有治理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
五、结语
总体来看,全球治理体系转型并不是旧秩序被整体替换的过程,而是在治理赤字不断加深、新议题持续扩展和全球南方集体上升背景下展开的渐进重组。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进程中的地位确有上升,但地位上升并不等于制度影响力自然增长。真正决定其制度角色的不只是“是否参与”,而是能否把发展资源、区域优势和南方共识转化为持续的制度能力、平台供给能力和规则塑造能力。
从现实路径看,发展中国家参与制度创新主要依托四个方面:夯实国内能力基础、推动存量机制改革、建设新型合作平台、加强南南协调并开展议题型规则创业。这些路径并非彼此替代,而是相互支撑、共同推进。未来,随着全球治理体系继续朝着多层并存、议题交叉、竞争与合作并行的方向演变,发展中国家若要实现由“参与者”向“塑造者”的逐步跃升,关键仍在于提高制度化参与水平,增强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并在差异化条件下形成更具有可持续性的集体行动。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此文刊载于《丝路百科》杂志2026年第7期
编辑、审校:《丝路百科》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