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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回顾

从天府粮仓到丝路枢纽,“沃野千里”的古蜀文明

时间:2026-10-21 10:42:54 点击:937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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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阳国志》书影

一、引言

成都平原自古被誉为“天府之国”,《华阳国志》中“沃野千里”“水早从人,不知饥馑”等表述,正是对蜀地成熟发达的农业体系的集中概括。长久以来,人们多将这类表述视为对蜀地自然禀赋的赞美,却很少追问其有没有坚实的历史根基,它所描述的富庶图景是如何一步步成为现实的。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尤其体现在它与南方丝绸之路的深层关联之中。既往关于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多聚焦于商贸线路、器物交流、民族融合等维度,对这条跨区域通道得以形成和长期繁荣的物质根基缺乏系统探讨,而“沃野千里”的农业底色,正是古蜀丝路文明的底气所在。

南方丝绸之路是我国古代西南地区连通中外的核心商贸与文化通道,成都平原正是这条通道的始发枢纽。古蜀的精美丝绸与漆器,曾沿着这条丝路远播至南亚、东南亚,成为中华文明对外交流的重要载体。长距离的商贸往来、大规模的手工业生产与高等级的仪礼活动,都离不开稳定的农业作为支撑。本文以文献与考古互证的二重证据法,将“沃野千里”从一句抽象的赞语,还原为可验证、可追溯的历史进程,系统梳理成都平原先秦至汉代稻作农业的演进脉络,重点阐释其如何为南方丝绸之路的开辟、发展与繁荣筑牢物质基础,揭示其对古蜀文明崛起与丝路文化交流的深远意义。

《史记》书影。。.png

《史记》书影

二、“沃野千里”的文献叙事

《华阳国志·蜀志》中关于蜀地农业经济的描述,并未停留在笼统而抽象的赞美层面,而是包含了若干具体、可供拆解与分析的关键信息。其一,水利工程方面,书中明确记载了秦蜀守李冰“壅江作绷”(即修筑分水鱼嘴)、“穿郫江、检江”等重大工程举措,核心是通过人工分流自然河流,构建覆盖全域的渠系网络,同时兼顾航运与灌溉双重功能。其二,农业生产层面,明确提到“又溉灌三郡,开稻田”,将大规模稻田的开辟过程与“沃野千里”这一宏观地理景观的形成联系起来。其三,水资源管理方面,“早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的表述,与水稻生长对水分的精准需求高度契合,也许当时成都平原已存在相对成熟的田间灌溉与排水技术。这套叙事并非东晋地方志的孤证,西汉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同样记载了李冰“凿离堆”避水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渠水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的史实与《华阳国志》的叙事结构高度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李冰“穿二江”的工程从设计之初就并非单一的灌溉工程,其“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实现了内河航运的贯通,“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则在通航之余兼顾灌溉之利,是兼具水利与交通功能的综合体系。这套工程一方面通过系统化灌排渠网,推动成都平原稻作农业实现体系化成熟,造就了“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另一方面打通了成都平原连通岷江一长江的水运网络,与南方丝绸之路东线主干道五尺道的起点僰道(今四川宜宾)形成水陆联运体系,为跨区域物资流通与商贸往来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率的交通载体,为后世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奠定了交通基础。而《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有张骞在大夏见到“蜀布、邛竹杖”,得知其经“东南身毒国”的蜀贾入市场流通的记载,更直接证实了在北方丝绸之路开通之前,以成都平原为核心的民间商贸通道己长期存在,这条通道正是南方丝绸之路的前身。

三、“沃野千里”的考古实证

(一)宝墩文化时期的稻作传统确立

在考古层面讨论“沃野千里”,需要通过系统的物质遗存证据,确认成都平原是否在较早阶段已经形成以稻作为核心、相对稳定的农业结构。宝墩文化(距今约4500—3700年)常被视为成都平原史前农业转型的重要阶段。

通过对宝墩遗址土壤样品的植硅体分析,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具有栽培稻特征的水稻扇型、哑铃型植硅体,结合多个遗址灰坑、房址中浮选发现的稻壳、稻米遗存,证实宝墩文化时期已形成以稻作为主、辅以少量粟黍早作的农业结构,稻作已成为当时日常食物与生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遗址中出土的石斧、石锛、石铲、石刀等完整的石质农具组合,可对应土地开辟、整地、收割等完整的稻作生产环节。

这一系列证据表明,宝墩时期的成都平原已形成稳定的定居稻作传统,不仅拉开了成都平原社会复杂化的序幕,更为后续古蜀文明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经济根基。正是这种绵延千年的稻作传统,最终支撑起三星堆、金沙时期跨区域交流网络的初步成型。

(二)三星堆一金沙时期的农业支撑

进入青铜时代,成都平原迎来了以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明高峰期,稻作农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成为文明跃升的重要经济支撑。

这一时期,稻作相关遗存的数量与分布范围显著增加,三星堆祭祀坑、金沙遗址的生活区与灰坑中,均出土了大量炭化稻粒与稻壳,证实稻作已在当时的食物系统中占据主要地位。农具的材质与类型也更加多样化,除了改进的石质农具,还出现了适配田间精细化作业的骨铲、木未等轻便农具。部分遗址还发现了人工水井与疑似人工灌排的沟渠遗迹,提示水资源管理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稳定发展的稻作农业为古蜀文明提供了持续的农业剩余。三星堆与金沙遗址宏大都邑的营建、大规模高规格的祭祀活动、高度专业化的青铜器、金器、玉器的手工业生产,都需要充足持续的劳动力与资源供给。稻作农业形成的稳定剩余,通过神权权威实现集中与再分配,支撑起了这套复杂的社会体系,推动“沃野千里”的图景进一步成型。更重要的是,这种稳定的农业剩余,让古蜀社会具备了开展长距离资源获取与跨区域文化交流的能力。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印度洋一西太平洋热带海域货贝,证实早在青铜时代,以成都平原为核心、连接南亚与东南亚的民间交流通道已初步成型,这正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雏形,而稳定可控的稻作生产,正是这条跨区域通道得以长期维系的核心物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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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遗址居住区内出土的水井(作者拍摄于金沙遗址博物馆)

(三)秦汉时期体系化农业的成熟

秦汉时期,随着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统治的加强和大型国家工程的修建,成都平原的稻作农业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最显著的标志便是以都江堰为核心的系统性水利工程的建成。都江堰以“分水鱼嘴、飞沙堰、宝瓶口”等为核心,形成无坝引水与排沙泄洪相结合的系统,并长期发挥防洪、灌溉等综合效益。从历史效果的角度看,都江堰的修建及应用不仅基本解除了岷江下游的水患威胁,更重要的是使得成都平原的大片土地得以实现稳定灌溉,让成都平原更接近实现“水早从人、不知饥馑”的理想状态,并推动了灌区的不断扩展。

在此坚实的水利基础上,稻作生产呈现出高度规范化的特征,汉代墓葬出土的陶水田模型与农业画像砖对此提供了实证。陶水田模型清晰呈现了田埂、水渠、水闸与田块的配套关系:画像砖则刻画了从牛耕整地、引水灌溉、田间薅秧到收割、脱粒、入库乃至酿酒等一系列完整的农业生产环节。与此同时,铁制犁、锄、镰等农具的广泛使用,极大提升了土地开垦与耕作效率,大型聚落遗址中出土的粮仓遗存,也证实当时的粮食储存与流通体系已日趋完善。文献中“沃野千里”的描述,终于有了完全对应的历史现实。

都江堰灌区的形成与稻作农业的体系化成熟,不仅让成都平原成为秦汉王朝的“天府之国”,更为中央王朝经略西南夷、打通官方主导的南方丝绸之路提供了物质支撑。此后的秦开五尺道、汉通西南夷的官方工程,背后正是成都平原充足的粮食与物资供给:而水陆联运体系的完善,让成都平原的丝绸、漆器、铁器等手工业品可直达丝路干线,域外的作物、技术与文化也同步传入,形成了“农业支撑商贸、商贸反哺产业”的良性循环。

成都平原“沃野千里”的农业体系是南方丝绸之路无可替代的物质基石,它从四个核心维度决定了这条古道的开辟、发展与长期繁荣。

第一,稻作农业为南方丝绸之路奠定了重要的商品生产基础。南方丝绸之路的核心流通商品是蜀锦、漆器、铁器等高附加值手工业品,而这类产品专业化、规模化生产的前提是稻作农业提供的充足粮食剩余,只有粮食生产满足全社会的基本需求,才能让大量劳动力脱离田间劳作,进入专门的手工业生产领域。同时,桑蚕、漆树、麻类等手工业原料种植,本身就是成都平原稻作农业体系的延伸,形成了“农工互补、种养结合”的完整产业体系,为丝路贸易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外销商品。

第二,稻作农业为南方丝绸之路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补给保障。南方丝绸之路横跨川滇,穿越横断山区与云贵高原,地形复杂,沿途多数区域难以开展大规模稳定的农业生产,无法为商队提供持续的粮食补给。而成都平原作为丝路起点,依托高产可控的稻作农业,拥有充足的粮食储备与物资供给能力,是商队开启长途贸易的核心补给基地:沿线受成都平原稻作技术辐射的河谷区域,也形成了若干次级补给节点,共同保障了这条跨区域通道的持续畅通。

第三,稻作农业为南方丝绸之路提供了持续的区域经济吸引力。成都平原“沃野千里”的富庶图景,使其成为西南地区无可争议的经济中心与消费中心。它不仅吸引了沿线西南夷各部的物产向成都汇聚,形成区域内商贸网络,更吸引了南亚、东南亚的域外商队沿丝路前来贸易,形成了强大的“虹吸效应”。这种以农业长期繁荣为基础的经济吸引力,是南方丝绸之路得以跨越朝代更迭、长期保持繁荣的核心动力。

第四,南方丝绸之路与稻作农业形成了双向赋能的良性循环。丝路的开通与繁荣不仅是成都平原农业发展的结果,反过来也推动了蜀地农业体系的升级。沿丝路传入的域外作物丰富了蜀地的种植结构,铁器的南下传播改进了沿线民族的耕作方式,扩大了稻作农业的辐射范围;外来手工业技术也刺激了蜀地丝绸、漆器产业的革新,进一步带动了相关农业种植的发展。这种双向互动,让成都平原的农业体系与丝路贸易深度绑定,形成了共生共荣的发展格局。

这四个维度共同揭示了一个深层事实:“沃野千里”的意义,不仅在于成都平原自身的农业产出,更在于它支撑起了一个跨区域的物资流通与文化交往网络。当蜀锦、漆器、铁器等物产沿南方丝绸之路抵达南亚、东南亚,当域外的货贝、作物与技术经此通道传入蜀地,成都平原的“沃野”便以商品流通与文化交流的形式,实现了其影响力的空间延伸。从这个意义上说,“沃野千里”既是成都平原的地理现实,也是古蜀文明辐射南亚、东南亚的物质根基,正是这片土地丰厚的农业产出,让成都平原成为南方丝绸之路上无可替代的起点与枢纽。

汉代弋射收获画像砖.png

结语

“沃野千里”从来不是一句空泛的文学赞语,它有着极为扎实的历史内核。从宝墩文化时期稻作传统的奠基,到三星堆、金沙时期农业剩余支撑的文明高峰,再到秦汉时期都江堰水利工程推动的体系化成熟,成都平原用近3000年的时间,一步步将“沃野千里”从愿景变成了现实。这套稻作与水利高度耦合的农业体系,不仅支撑了古蜀文明的璀璨崛起,更成为南方丝绸之路繁荣发展的坚实底气。今天,当我们回望这条连接中外的丝路古道,看到的不仅是往来的商队与精美的物产,更应看到其背后“沃野千里”的农业根基。这正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开放包容的生动缩影,也是丝路文明交流互鉴最深厚的土壤。


作者为重庆师范大学在读硕士

此文刊载于《丝路百科》杂志2026年第8期


编辑、审校:《丝路百科》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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