侗族歌会现场

“饭养身，歌养心”是侗族代代相传的祖训，侗族将“歌”与“饭”并列为生存必需品，“饭” 是物质食粮，“歌”则是精神食粮，二者缺一不可。在侗族人民看来，歌既是抒发情感的载体，更是沟通人神、传承文化、凝聚族群的精神命脉。侗族“以歌养心”观与《礼记·乐记》中的“致乐以治心” 一脉相承，强调音乐对心性的陶冶作用，如荀子“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庄子“鼓琴足以自娱”、桓谭“琴者禁也，古圣贤玩琴以养心”等论述，均指向音乐作为精神修持手段的功能。从“歌即心”“养即育”“技即道”“养心即生生”四个 审美向度，可以窥探侗族如何通过歌声实现个体心灵丰盈与族群文化永续的诗性智慧。

侗族大歌演唱现场

 一、“歌”即“心”：生命本真与情感共鸣的审美

（一）生命本真：歌声中的存在澄明与精神栖居

侗族以歌为生命刻度，歌声镶嵌于个体生命的每一个关键节点。新生儿降临之际，族人以充满慈爱与祝福的“童谣”和“祝福歌”迎接，歌声中饱含着对新生蓬勃生命力的礼赞与对未来的美好期许；到了婚配的年龄，侗族青年男女在月光下“行歌坐夜”，以歌为媒，传递情愫，“玩山歌”“情歌” 成为青春悸动与生命渴望最真挚的表达；当生命行至终点，肃穆的“丧葬歌”和悠远的“吊唁歌”响起，这并非仅仅是哀伤的宣泄，更是对生命轮回的哲学体认。歌声在此刻成为生者与逝者对话的桥梁，承载着对生命有限性的坦然接纳，以及对灵魂归处的庄重慰藉。这种贯穿生死的歌唱仪式，如学者蒋晓音所言“大歌仪式在侗族文化中有一种超越了具体的现实诉求而将人提升到一种诗意的、审美的纯然忘我的澄明境界之中的力量”，它将个体存在置 于宏大的宇宙生命图景之中，使生命在歌声的映照下获得其本真的确认与尊严。

这种生命本真的敞开，更深刻体现在侗族以歌为日常存在方式的集体实践中。对于侗族人民而言，“歌”不是悬于生活之上的奢侈品，而是如同空气与水般，自然流淌于日常呼吸之中的必需品。在田畴劳作时，有节奏明快的“劳动歌”驱散疲惫；在鼓楼聚会中，有叙述祖先迁徙、族群历史的“古歌” 与“叙事歌”传递智慧；在祭祀庆典上，有神圣的“耶歌”沟通天地神灵。歌唱行为本身，构成了侗族人最本真的生存姿态。当歌者沉浸于歌唱的当下，一种独特的“此在”澄明得以显现——个人超越了日常琐碎的遮蔽，心灵在旋律与节奏中达到一种忘我而专注的状态。这种状态，正如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探讨艺术与存在的关系，强调艺术作品是“存在之真理”的自行设立。他认为，艺术作品通过揭示存在者的存在，使真理得以显现。对于歌声而言，它作为艺术的一种形式，其本质在于 发出声音的人，通过声音表达人类存在的深层意义。歌声在此刻敞开了一个意义充盈的场域，歌者个体生命的存在感、价值感与归属感在其中被瞬间照亮并获得深刻的安顿。鼓楼里老人教歌、孩童学歌的场景，正是这种精神栖居最鲜活的写照，歌声成为个体生命扎根于族群文化沃土、确证自我存在价值的本真表达。

（二）情感共鸣：歌声中的集体共振与心灵共契

侗族大歌具有独特的多声部复调结构，这种“众低独高”的演唱形式，要求歌者之间建立极其精微的听觉联系与心灵默契。高音声部（“所赛”）如清泉流淌，自由舒展；低音声部（“所吞”“所梅”）则如大地般沉稳托举，形成绵密的和声背景。各个声部并非独立炫技，而是在严格遵循内在和声规则的前提下，相互倾听、相互应和、相互依存。这种演唱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协作、深度互动的集 体审美实践。每一次气息的转换、每一个音高的调整、每一处节奏的微妙变化，都依赖于歌者之间瞬间的感知与默契的配合。学者谭厚锋指出“侗族大歌所展现的和谐之美，正是侗族人民崇尚团结友爱、平等互助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投射”。在复调的交织与融合中，个体声音并未消失，而是在融入整体时获得了超越自身的力量与美感，个体心灵在声音的集体共振中体验到一种深刻的归属感与共在感。

这种情感共鸣的场域，在侗族特定的歌唱空间与仪式中被高度强化。鼓楼，作为侗寨的心脏，其独特的环形或八角形结构具有天然的声学汇聚效果。当众人围坐鼓楼火塘边歌唱，声音在木构空间中回旋、叠加、共振，形成一个强大的情感能量场。歌堂作为青年男女“行歌坐夜”的场所，其相对私密的空间营造了一种安全而亲昵的氛围，歌声与情感得以更自由地流淌。而“月也”（集体游乡做客的社交习俗，一种综合性文化活动，涵盖社交、婚恋、艺术传承）、“为也”（一种集体走亲活动，侧重于村寨联盟的仪式性互访）等大型民俗活动中的拦路歌、迎客歌、酒歌、赞歌，则通过程式化的对唱与群体应和，将主客双方乃至整个村寨的情感紧密联结起来。拦路时的诙谐盘问、迎客时的热情赞颂、酒宴中的真诚祝福，歌声成为情感交流最直接、最有力的通用语言。在这些具有高度仪式感的歌唱场 域中，物理空间（鼓楼、歌堂）、社会关系（主客、男女、长幼）、音乐形式（多声部、对唱）共同构建了一个强大的情感“磁场”。个体沉浸其中，被群体的歌声与情感所包裹、所带动，自我意识的边界在声波的共振中变得模糊，一种强烈的集体情感与共同体意识油然而生。个体的喜怒哀乐在集体的歌声中被分享、被理解、被放大，最终升华为深刻的心灵共契与精神共融。正是在这种高度的情感共 鸣中，“歌”真正通达了“心”，实现了“养心” 的审美功能。

侗族鼓楼

 二、“养”即“育”：和谐共生与伦理 教化的审美 

（一）和谐共生：生态伦理与社群秩序的审美建构

侗族“养”的智慧，首先根植于其与自然环境的深刻共生关系，并升华为具有审美意蕴的生态伦理。侗族古歌《起源之歌》中吟唱“山林是主人是客”，这并非谦辞，而是其宇宙观的核心信条。在侗族聚居的黔、湘、桂毗邻地带，其聚落选址与营建本身就是一部活态的“风水生态学”实践：依山而建，傍水而居，村寨布局宛若嵌入自然的有机体，鼓楼、风雨桥、吊脚楼、古井、寨门、古树共同构成一幅“诗意栖居”的立体画卷。这种空间布局绝非偶然，而是侗族“款约”制度中“封山育林”“保寨护水”等规约的具象化表达。其“稻鱼鸭”共生的传统农耕体系，更是将“养”的互惠哲学发挥到极致。稻田养鱼、鱼食害虫、鸭粪肥田，形成物质与能量循环的微型生态闭环，不仅保障了生计，更在劳作中培育了对生命链条的敬畏与对自然节奏的顺应。这种“饭稻羹鱼”的生产方式，是侗族“天人合一”宇宙观在物质实践层面的生动演绎，其本身即具有一种“生生不息”的生态和谐之美。

这种和谐共生的审美追求，更深层地内化于侗族独特的“款”组织及其运作逻辑之中。“款”作为侗族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地缘为纽带，超越了血缘宗族的局限，构建起一套基于协商、互助、共治的社群秩序。“合款”“讲款”“起款”等仪式，不仅是制定规约、解决纠纷的公共平台，更是一场场关于公平、正义与集体福祉的集体审美实践。在庄严肃穆的讲款坪上，款首以抑扬顿挫的韵律吟诵 款词，将古老的生态禁忌如“禁伐水源林”“禁捕孕兽幼鸟”、社会规范如“敬老爱幼”“互助帮工” 等娓娓道来。这些款词，既是具有约束力的“习惯法”，也是饱含哲理与韵律的“口头诗篇”。其审美价值在于，它将抽象的社会伦理转化为可感、可听、可参与的仪式场景，个体在聆听与参与中，不仅接受了规则的约束，更在精神层面体验到了社群凝聚的力量与秩序带来的安定感。鼓楼坪上众人围坐、聚精会神听“款”的场景，正是这种和谐社群秩序最直观的审美呈现——个体在集体认同的规约框架内获得自由与尊严，社群在共同遵守的秩序中焕发出内在的和谐韵律与生命力。

（二）伦理教化：歌谣叙事中的价值传递与行为规训

侗族“育”的实践，其核心载体与最高境界依然在于“歌”。歌师在侗族社会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他们不仅是技艺的传承者，更是族群历史、伦理道德与生命智慧的核心传递者，是“养心育德”的灵魂工程师。歌师授徒，绝非简单的曲调传授，而是一场场浸润着伦理关怀与审美体验的“生命教育”。在火塘边、鼓楼里，老歌师带领学徒学歌的过程，充满了仪式感。从气息的调整、音准的把握，到古歌内容的逐句讲解、款词伦理的深刻阐释，歌师不仅传授技艺，更注重“以歌载道”“以歌化人”。教授一首叙述祖先迁徙艰辛的“迁徙古歌”，便是重温族群创业史、培育慎终追远之情的过程；教唱一首劝诫和睦相处的“劝世歌”，便是在青年心中播下谦和礼让、尊老爱幼的伦理种子。歌师通过歌声的审美形式，将抽象的社会规范与伦理价值内化为个体的情感认同与行为自觉，实现“寓教于美”“以美储善”的育化功能。

这种伦理教化的审美场域，更广泛地弥漫于侗族丰富多彩的岁时礼俗之中。每一个重要的生命节点与岁时节庆，都是进行伦理教化的重要契机，且无不浸润着歌唱的旋律与仪式的美感。“为也”活动中，主客双方通过严谨有序的拦路歌、迎客歌、酒歌、赞歌对唱，不仅传递着热情好客的淳朴情感，更在歌词的巧妙应答中传递着谦逊、感恩、尊重与礼数。一场成功的“月也”，其审美愉悦不仅在于 歌声的和谐动听，更在于主客双方在歌声互动中达 成的情感默契与伦理共识。婚礼仪式中的“哭嫁歌”，新娘以哀婉的歌声诉说对父母的不舍与感恩，对未来的憧憬与忐忑，既是情感的真实流露，也是对孝道、婚姻责任的庄重宣告；而老人寿诞时晚辈献唱的“祝寿歌”，则洋溢着尊老敬老的伦理温情。这些礼俗中的歌唱，如同无形的纽带，将个体紧密地编织进家族、村寨乃至整个侗族的文化伦理网络之中。个体在参与这些充满审美意蕴的仪式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感知、认同并践行着族群的伦理规范。其教化力量并非来自外在的强制，而是源于仪式本 身的庄严美感、歌声的情感共鸣以及集体氛围的感召力。正是在这年复一年的礼俗浸润与歌谣熏陶中，侗族社会的伦理价值得以代代相传，“养”即“育” 的审美育成功能得以完美实现。

侗族大歌演唱现场

三、“技”即“道”：形式之美与精神超越的审美

（一）形式之美：声律结构的秩序与自然融合

侗族大歌的形式之美，是其多声部复调结构的精妙呈现，更是侗族宇宙观的声学具象化。其音乐织体以“支声型复调”与“持续音衬托式主调”为核心，前者如树枝分杈，主旋律衍生出即兴变唱的副旋律，形成“时分时合”的动态交织；后者则以稳固的低音声部托举高音领唱，构建“众低独高” 的纵向和声空间。这种结构并非纯粹技术性设计，而是对自然韵律的模仿，高音声部模拟鸟鸣蝉声的灵动，低音声部如溪流与山峦的沉静回响，使音乐成为自然生态的声纹复刻。形式之美的深层意义在于其符号编码功能。侗族无文字，大歌的复调结构成为文化基因的载体：支声复调中声部的“分合” 对应侗族社会的集体协作逻辑，持续低音则象征族群历史的绵延不绝。鼓楼的环形声场进一步强化这种形式美学：木构空间使多声部音波叠加共振，物理声学与建筑几何共同构成“天人同构”的仪式场域。当歌声在鼓楼中回荡，形式不再是孤立的技术展示，而是“技”升华为“道”的通道：声律的秩序成为宇宙秩序的微缩模型。

（二）精神超越：技艺中的生命体悟与宇宙诗性

侗族歌者视技艺精进为一条通往精神超越的修行之途。“以技进道”的核心，在于通过声音形式的极致锤炼，实现个体生命与宇宙大化的共鸣。侗族古歌《混沌之歌》吟唱：“清气上升为天，浊气下沉为地，万物生于气息流转。”这种气化宇宙观深刻影响了其歌唱技艺。歌师授艺时，首要强调“养气”与“调息”，要求学徒在歌唱中模拟天地呼吸的绵长与循环。当歌者以深腹式呼吸驱动声音，在 “蝉歌”的持续音群中模拟自然界的能量律动，在 “耶歌”的庄严长音里感应天地的静穆时，歌唱便超越了娱乐功能，成为一种以声波振动沟通宇宙元气的艺术实践。

这种精神超越的终极境界，在侗族歌者追求“忘我”的演唱状态中得到最纯粹的体现。当技艺娴熟至“从心所欲不逾矩”时，歌者常进入一种被称为“歌醉”的玄妙状态：意识从对技巧的刻意关注中抽离，心灵完全沉浸于声音的流动与集体的共振。此刻，个体小“我”的边界消融——歌者不再感觉是“我在唱歌”，而是体验“歌借我而鸣响”。鼓楼中回荡的声波、同伴的气息、火塘的暖意、夜空的星辰仿佛汇成一股洪流，将歌者裹挟其中。这种“无我之境”，恰如庄子笔下“梓庆削木为鐻”的“以天合天”，是技艺升华后获得的精神解脱。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侗族老歌师吴品仙曾描述：“唱到入神时，自己像一片树叶浮在歌声的水上，不知从何处来，往何处去。”此语道破了侗族歌唱技艺的终极审美价值：在形式之美的巅峰体验中，个体生命暂时挣脱有限性的枷锁，通过集体声场的“共在”与宇宙节律的“共鸣”，获得一种刹那永恒的精神超越与灵魂飞升。至此，“技”彻底化为“道”，歌声成为侗族人叩问存在、安顿生命的诗意修行。

侗族大歌演唱现场

四、“养心”即“生生”：生命活力与 永恒传承的审美 

（一）生命活力：歌唱仪式中的能量传递与青春赋魅

侗族社会通过周期性的歌唱仪式，构建了一套独特的生命能量激活系统，使“养心”成为驱动族群生命力的核心引擎。鼓楼对歌作为侗寨最日常的集体仪式，其本质是一场持续进行的“心灵能量交换”。当夜幕降临，不同年龄、性别的歌者围坐火塘，歌声在问答、应和、竞唱中流转。青年男女以“情歌” 试探心意，激荡着荷尔蒙的躁动与爱情的憧憬；长者吟唱“古歌”，将历史的厚重沉淀为智慧的涓流；孩童模仿跟唱，稚嫩声线中跃动着新生的希望。这种跨代际的声音互动，形成了“生命能量的立体循环网络”：青春的热力感染长者，使其重燃生命激情；长者的经验滋养青年，赋予其文化定力；孩童的朝气则成为族群未来的鲜活注脚。歌声在此超越了艺术表达，成为激活、传递与转化生命能量的媒介，使整个社群始终处于动态的“心气充盈”状态。

这种生命活力的审美高潮，在侗族“月贺”与 “芦笙节”等岁时庆典中达到极致。以贵州黎平“千三欢聚节”为例，多个村寨的歌队汇聚祖源地“千三侗寨”，展开持续数日的赛歌活动。盛装少女的银饰随歌声叮咚作响，青年男子的声浪如松涛澎湃，老年歌师端坐中央，以低沉吟唱锚定文化根基。赛歌不仅是技艺的较量，更是族群青春生命力的集体展演与神圣赋魅。歌声中蕴含的竞争性、狂欢性与 仪式性，共同催生出一种强大的“生命磁场”。个体在歌唱中释放日常被压抑的生命激情，实现“祛魅”；群体在声浪共振中获得身份认同的巅峰体验，实现“共魅”；而整个族群则在年复一年的仪式重复中，完成对自身生命韧性与文化创造力的永恒确认，实现“赋魅”。当万千歌声汇成海洋，侗寨仿佛一颗搏动不息的文化心脏，“养心”在此刻显影为可视可闻的生命澎湃之美。

（二）永恒传承：代际链条中的文化基因与宇宙共鸣

侗族将文化传承内化为一种具身化的“生生” 美学，其核心在于通过歌师制度与体化实践，使“养心”成为跨越代沟的文化基因传递。歌师作为“活的百科全书”，其授艺过程本身就是一部“生命栽培诗学”。在火塘边，老歌师以口传心授的方式，将旋律、歌词、呼吸法与伦理观打包注入学徒的身 体记忆。学徒通过反复摹唱、气息调节与肢体律动，将抽象文化符码转化为肌肉本能与神经反射。更关键的是，歌师往往选择天赋异禀的孩童在歌班中重点培养，老歌师的声音如古树根系深扎大地，小学徒的清音如新枝向阳生长，生动演绎着文化生命的延续性。当孩童的声线在复调网络中精准嵌合，意味着族群的文化基因已在其身心深处生根发芽，“生生”之力在声带的振动中完成代际跃迁。

这种永恒传承的终极意义，在侗族“祭萨”大典的歌声中抵达宇宙维度。全寨老少身着盛装，在萨坛前吟唱《萨玛之歌》。庄严的多声部合唱模拟天地创生的混沌初音，叙述萨岁开疆拓土的史诗，祈求族群繁衍丰饶。此刻，个体生命被纳入一个宏大的时空坐标系：纵向贯穿祖先—今人—子孙的代际链条，横向联结村寨—山林—星空的自然网络。 其歌声中的每一组和声、每一段复调，都是对宇宙生命律动的声学拟仿：高音声部如飞鸟掠向天际，隐喻精神的超越性；中音声部如溪流穿行山谷，象征血脉的绵长；低音声部如大地深沉脉动，昭示根 基的永恒。当三代人的声音在鼓楼穹顶下交织共振，物理性的声波振动已转化为文化生命能量的不朽循 环。“养心”滋养的个体心灵在此汇聚成河，承载着族群穿越时间洪流，与天地同频，共宇宙生生。

五、结语

侗族“以歌养心”观，绝非简单的艺术爱好或精神慰藉，而是一个植根于其生存实践，融合宇宙认知、伦理价值与生命体验的深邃审美体系。“歌即心”彰显了侗族对生命本真状态的珍视，歌声是他们心灵最坦率的外化，是情感自然流淌与集体深度共鸣的审美媒介；“养即育”则凸显了侗歌强大的社会整合与伦理教化功能，它将和谐共生的核心价值内化于复调协作的音乐形式，外化于敬老互助的行为规范；“技即道”的深刻洞见，揭示了侗族对艺术形式与精神超越关系的独特把握；最终，“养心即生生”指向了侗族审美实践的终极关怀，生命的永续活力与文化的永恒传承，侗歌确保了其文化血脉在代际流转中生生不息，实现了族群的“文化永生”。这四重审美向度相互交织、彼此印证，共同构筑了“以歌养心”这一生命诗学的完整图景。当侗族大歌的复调音响依然回荡在鼓楼与山水之间，那便是这个古老民族以其独特的审美方式，在天地间确证着生命诗性栖居的永恒可能。

作者均为云南师范大学美学专业研究生

此文刊载于《丝路百科》杂志2026年第4期

编辑、审校：《丝路百科》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