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发展论坛现场

一、引言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是中国政府于2013年倡议并主导的跨国经济带。该倡议自提出起便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十余年间，国际舆论对其认知已呈现明显分化。发展中国家多将其与合作机遇挂钩，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则多从地缘政治竞争视角解读。

形象是指人们所持有的关于某一事物的信念、观念与印象，并受个人意识与认知的影响。国家形象则是经过系统性的运动与博弈后在特定条件下通过媒介输出后的映像。

美国主流媒体，尤其是《纽约时报》，在全球舆论场中具有重要影响力。其报道常被政策制定者和舆论领袖视为具有参考价值的信息来源，因而在引导话语方向方面占据显著优势。然而，该报并非总是中立地传递事实，在报道部分中国议题时，会通过特定的语言策略来引导读者认知。因此，解析《纽约时报》“一带一路”报道的话语特征，对把握西方媒体国家形象建构逻辑、优化中国国际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现场

二、文献综述

学界围绕媒体建构国家形象形成多元理论体系。视觉框架理论关注图像符号的叙事力量，揭示国家形象的建构过程；认知心理学则结合计算语言学，通过数据挖掘探析媒体形象在受众心智中的形成机制。此外，语言学路径，特别是批评隐喻分析与多模态隐喻研究，深入剖析了隐喻如何潜移默化地塑造受众对国家的认知。

在具体的实践层面，“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倡议提出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成为海外媒体报道中国、建构中国形象的焦点场域。现有研究多从新闻学和国际关系学切入，分析报道倾向与动因。尽管已有学者从语言学视角，如概念隐喻和评价理论展开探索，但此类研究仍未能充分揭示话语实践背后的意识形态运作。

在话语分析的方法论上，费尔克拉夫的三维模型为解析媒体批判性话语提供了成熟框架，已被广泛应用于新闻媒体、教育教学等多个领域。然而，正如研究所指，多数批评话语分析局限于小样本的定性研究，结论易受语料代表性的制约，存在一定主观性。

因此，本研究将结合语料库语言学与三维模型，通过定量与定性互证，系统考察《纽约时报》“一带一路”报道的文本特征、话语策略及意识形态动因，更深入地揭示西方主流媒体如何通过话语建构中国国家形象。

一列从中国昆明始发的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框架

本文是一项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话语分析。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是话语研究的重要流派。1979年，福勒(Fowler)等人在Language and Control(《语言与控制》)中提出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这一概念，揭开了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的序幕。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是该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将“话语”视为一种社会实践，认为话语既受社会结构的制约，也能动地作用于社会现实。为此，他构建了一个包含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的三维分析模型。在该模型中，文本分析是对词汇、语法等语言形式的微观描写；话语实践聚焦于文本的生产、传播与消费过程；而社会实践则旨在揭示影响话语生产与理解的宏观社会文化因素。这一模型构成了一个从语言描述到社会解释的完整分析框架，为本研究提供了核心方法论基础。

本文在三维理论指导下，主要论及三个问题：

1.《纽约时报》(NYT)构建中国形象时使用了哪些语言策略?

2.《纽约时报》(NYT)如何通过消息来源和转述模式体现语言背后的意识形态?

3.语言背后隐含了何种意识形态?

(二)研究语料及研究步骤

本研究基于LexisNexis(律商联讯数据库)。这一面向大学和学术研究设计的数据库，内容选自5300种出版物，包含15000多条新闻、法律条文和商业信息源。其中，新闻部分涵盖了全世界信誉度最高的报纸、广播和社交媒体，为读者提供来自全球150多个国家、涵盖21种语言、有着当地视角和见解的出版物。在数据库中，以“Belt and Road”(“一带一路”)为关键词，检索《纽约时报》发布的有关“一带一路”的报道。时间设置为2023-01-01(“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至2025-09-01(数据检索日期),共获得532篇报道。对这些报道进行人工筛选，剔除重复、冗长和不相关报道，共获得有效报道16篇，37351个字符。将这16篇报道，剔除作者、导语、结尾部分，构建名为“一带一路”的小型专用语料库。

本文将从三个步骤对文本进行分析。首先，在文本层面利用AntConc4.2.4(语料库检索软件1)提取语料库中前20位高频实词，随后对部分高频实词开展搭配分析与索引行分析；其次，在话语实践层面进行互文性分析，将文本导入WordSmith9(语料库检索软件2)中，利用定位和人工标记，标记出语篇中其他消息的来源和转述形式，阐释中国形象相关话语的生成、传播和接受的过程；最后，在社会实践层面探讨话语与权力、意识形态的关系，即话语如何受到权力机构、意识形态导向的影响。

四、结果与讨论

(一)文本分析

在文本分析层面，使用AntConc4.2.4检索语料中出现的高频词汇，进行筛选得到排名前20的实词(见表1)。由表1可见，“China”(中国)一词在语料中累计出现227次，以绝对优势位列高频词首位；“Chinese”(中国的)的出现频次则仅次于“countries”(国家)，位居第三。深入分析可知，这一数据并非单纯的词汇重复，在16篇有效报道中，“China”(中国)与“Chinese”(中国的)在多数语境中被直接定位为“一带一路”项目的主导者，而非中性的参与方，如“China-ledBRI”(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Chinese-fundedprojects”(中国出资的项目)。这种表面是在凸显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绝对主导地位的话语策略，实则是在服务于中国“扩张性”国际形象的建构。尽管“countries”(国家)一词以80次的高频出现，试图营造“多边参与”的话语印象，但分析其语境可知，它常与“relying on China”(依赖中国)、“pressured by China's loans”(受中国贷款的压力)等表述共现。这种词汇策略表面上强调合作的多边性，实则通过构建“依赖与控制”的叙事框架，弱化了参与国的主动性，从而暗示了中国的隐性支配。

表1

值得关注的是“debt”(债务)一词作为关键词之一，在语料库中与“financial”(财务的)“bank”(银行)等词形成强语义关联。这一现象的根本目的是将一个互利共赢的跨国基建合作，扭曲为一个充满算计的金融债务陷阱，从而误导公众认知。尽管持有偏见，《纽约时报》仍无法回避“economic”(经济)、“development”(发展)、“infrastructure”(基础设施)、“construction”(建设)等高频词，这正反映了“一带一路”在基建领域的成果。“一带一路”落地的主要载体为基础设施建设，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实际项目所带来的经济联动与就业增长，早已构成了无法忽视的客观事实，迫使他们在报道中无法绕开“发展”“建设”等相关词汇。

一列行驶中的雅万高铁高速动车组列车

除了关键词，本文还制作了索引行。语料库语言学聚焦语言使用，而索引行可挖掘节点词上下文信息，识别其左右共现语言形式并提取分析搭配，这能为主题词补充更丰富的语境与语义特征，进而揭示话语深层含义。本文研究对象是“一带一路”报道中的“中国”形象，通过Antconc4.2.4软件从语料库提取“China”(中国)和“Belt and RoadInitative”(“一带一路”倡议)索引行进行分析，部分如表2和表3所示。

表2

表3

观察表2与表3可知，围绕“China”(中国)及“Belt and Road Initiative”(“一带一路”倡议)的表述多隐含负面倾向与竞争视角：1.“Chinahas taken a hard line in negotiations”(中国在谈判中采取了强硬立场)，通过“hard line”(强硬立场)这一带有对抗性的表述，将中国的谈判态度定性为强硬，弱化协商合作的可能性；2.“Beltand Road has established for China a role inglobal development rivaling that of the UnitedStates and the World Bank”(“一带一路”使中国在全球发展中确立了与美国及世界银行相抗衡的地位),刻意将“一带一路”倡议置于与美西方机构的竞争框架中，忽视其“共商、共建、共享”的核心内涵；3.“airport was part of China's ambitionsto establish its own sphere of influence”(机场是中国建立自己势力范围野心的一部分),用“ambitions”(野心)“sphere of influence”(势力范围)等带有扩张性的词汇，将基础设施建设曲解为谋求势力范围的工具；4.“China’s $1trillio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as meantto be Xi Jinping's signature foreign policyproject to expand Beijing's influenceabroad”(中国斥资1万亿美元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标志性的外交政策项目，旨在扩大北京在海外的影响力)，虽未直接使用贬义词汇，但将倡议与“扩大海外影响力”绑定，暗含对中国外交意图的揣测；5.“it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asclearly a bid for global influence, maybe evensupremacy”(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显然是为了争取全球影响力，甚至可能是霸权)，直接用“bidfor...supremacy”(争取…霸权)这一极具负面色彩的表述，对倡议的初衷进行恶意解读；6.“theso-called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所谓的“一带一路”倡议)，通过“so-called”(所谓的)一词消解倡议的正当性与严肃性，传递出质疑态度。

(二)话语实践分析

费尔克拉夫认为，话语实践分析的关键在于互文性。互文性指出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转化。转述言语作为“互文性”的典型代表，在新闻语篇中大量存在，是新闻话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本文将从转述的消息来源与转述形式两个维度对所建语料库进行研究分析。

消息来源是指源话语的发出者，张健将消息来源划分为明确消息源和不明确消息源两类。本文将消息来源细分为官方、学界、媒体、民众及组织。转述方式是指报道者引用源话语的形式，辛斌将新闻语篇中的转述方式划分为直接转述和间接转述两大类。

对语料库中引语进行进一步分析可知，库中直接引语共有28条，其中明确的消息来源共27条，分别为官方13条、学界10条、媒体2条、民众1条、组织1条；不明确的消息来源为1条。间接引语共有42条，其中明确的消息来源共37条，分别为官方10条、学界6条、媒体3条、民众1条、组织17条。

从引语使用情况看，语料库呈现“重直接、主权威”的倾向：28条直接引语中,明确来源的有27条，官方与学界占绝对主导，显示报道倾向引用具权威性的表述，以增强“可信度与说服力”。例1中，引用美国财政部顾问布伦特·奈曼(BrentNeiman)的话，称中国为“全球最大的双边官方债权人”，其“美国财政部顾问”身份，在一定程度上赋予该论断天然的政策关联性与数据权威性，更容易被读者视为中立事实；然而深入分析可知，报道者对该言论的引用是高度选择性的。他们刻意舍弃了“中国是最大债务重组参与方”“多边债权人占比更高”等关键背景，只截取有利于其叙事的部分，使权威信源的观点脱离完整语境。这种片面的裁剪使他们得以将权威言论包装成“债务陷阱”的佐证，更容易让读者接受其塑造的“中国是债务操控者”这一形象。

值得关注的是，在13条官方信源中，有11条来自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其他国家官方仅占2条。这种信源结构的严重失衡表明，报道实质上是借助美国官方信源的权威性，试图将其对“一带一路”的单一负面认知，包装成一种“全球共识”，从而巩固其自身倾向性的话语视角。

在42条间接引语中，明确来源的有37条，组织与官方占比最高，学界次之，媒体与民众极少；5条来源不明，多为“美方官员”“分析人士”等模糊指称，这种“模糊化”策略是报道者平衡负面信息传递与风险规避的重要手段。如例2中“someanalysts say”(某些分析人士表示)这类无具体指向的表述，既未说明“analysts”(分析人士)的所属机构、研究领域，也未提及该观点是否具有代表性，却直接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描绘为挑战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地缘政治工具，暗示其背后隐藏着取代美国、重塑国际秩序的战略意图。这种表述的优势在于“some analysts”(某些分析人士)的模糊性让读者难以追溯观点源头，只好偏向于被动接受已有的信息，在不承担举证责任的前提下，完成负面叙事。

此外，17条来自组织的间接引语中，有14条出自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等西方智库，这些机构多受美国政府或企业资助，其研究结论常带有“中美竞争”的预设立场，报道者通过间接转述这些观点，既输出了负面信息，又通过第三方组织的身份，弱化了自身的主观倾向，营造出一种“客观多元”的假象。

例1:“China has vastly expanded itsportfolio of loans...and is now,by far,the largest bilateral official creditor inthe world.”Brent Neiman,a counselor toTreasury Secretary Janet Yellen,said.(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的顾问布伦特·奈曼表示：“中国大幅扩大了其贷款组合……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双边官方债权国，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

例2:Some analysts say the initiativeis essentially a bid to advance Chineseinterests by displacing Washington as theworld's policeman.(某些分析人士认为，该倡议本质上是试图取代华盛顿作为“世界警察”的角色，从而推进中国的利益。)

综上所述，报道通过权威引语制造“事实感”，通过模糊引语释放“质疑声”，看似在“客观”与“批评”之间保持话语平衡，实则构建出一个扩张性强、动机可疑的中国形象。

(三)社会实践分析

对《纽约时报》“一带一路”报道的文本特征与话语实践分析，最终需置于更广阔的社会实践维度中加以阐释，以揭示其背后深层的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

综合当前社会实践条件来看,《纽约时报》对“一带一路”的负面叙事，主要源于两个核心因素的驱动。其一，全球发展话语权争夺引发的战略焦虑，是负面叙事最直接的动力来源。长期以来，西方在全球发展领域占据话语主导地位，其推行的“华盛顿共识”式援助模式，始终以附加政治条件为核心，试图通过经济援助绑定受援国的制度选择来维系其主导的“规则秩序”。而“一带一路”倡议所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彻底打破了这一传统范式。中国在与沿线国家合作时始终尊重其自主选择的发展路径，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例如，在肯尼亚建设的蒙内铁路仅聚焦于提升物流效率、创造就业与促进区域经济联动；援建的老挝南欧江水电站有效解决了该国农村地区的用电短缺问题。这类切实可见的合作成果，使越来越多国家认识到“非西方发展路径”的可行性，从而对西方长期垄断的发展话语权构成直接冲击。美国担忧自身主导的国际“规则秩序”被稀释，试图借助《纽约时报》构建负面叙事来遏制“一带一路”对西方话语权的冲击。

其二，文明认知隔阂构成了负面叙事的深层思想根源。“一带一路”横跨东亚、中亚、西亚、非洲等多元文明圈层，东西方对“发展价值”的认知差异，在合作实践中被不断放大。中国的发展逻辑始终以“基建先行、民生为本”为核心，因此在“一带一路”合作中，优先推进公路、铁路、电网等硬基建，再通过基建带动贸易、产业等领域发展。这种先解决实际问题、再完善制度配套的路径，与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高度契合。然而，《纽约时报》深受“制度优先”的思维定式束缚，坚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发展的绝对前提。这一认知差异使其无法跳出西方中心框架：报道中老铁路时，忽视其带来的实际价值，反复质疑项目的环保合规性、当地社区参与度；报道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时，漠视其创造的主要贡献，却聚焦港口运营权问题，试图将共赢合作曲解为“政治控制”。这种认知隔阂，本质上是东西方文明的差异，而《纽约时报》的负面叙事，正是这种差异在媒体领域的集中投射。

综上，《纽约时报》的负面话语不仅是全球发展话语权争夺的反映，更是认知差异的集中体现，其根本目的在于削弱“一带一路”的国际认同，为美国制衡中国影响力构建舆论基础。

五、结语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拓展与深化，中国的持续发展引发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日益显著的战略焦虑。这种焦虑清晰地反映在其主流媒体的报道中，《纽约时报》通过特定的话语策略，在“一带一路”议题上将中国塑造为一个“富于侵略与威胁性”的负面大国形象。面对这一现实，我们不仅需要持续解构西方媒体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运作与权力逻辑，引导公众形成清醒的媒介认知；更需从国家战略层面推进软实力建设、多元化国际传播与媒体对话，逐步消弭误解，塑造“可信、可敬、可爱”的中国形象。

作者简介：李佳璐为牡丹江师范学院硕士研究生，荣楠楠为牡丹江师范学院研究生导师

此文刊载于《丝路百科》杂志202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