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国际交流日益频繁，高职院校在全球教育合作中的角色日益凸显，成为连接不同文化、交流教育思想的重要平台。在“一带一路”倡议深化区域合作的历史机遇下，2019年12月举办的国际中文教育大会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明确将“中文+职业技能”项目纳入国家教育战略框架，强调该项目需服务技能习得与语言学习的协同目标。中国一东盟互联互通建设持续加速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领域合作，东盟各国产业结构升级进程急需大批具备中文沟通能力、专业技术资质及跨文化协作素养的本土化技术人才。中国政府同步推进职业教育国际化进程，当前特色项目已覆盖全球40余个国家的制造、物流、信息技术等重点产业领域。高职院校应主动对接中资企业海外项目人才需求，将教育目标精准定位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园区运营、数字经济服务等核心业务场景。

中国—柬埔寨“中文 + 职业技能”项目启动现场

一、高职院校“中文+职业技能”教育模式发展的意义

（一）有利于构筑国际化应用型人才支撑体系，推动“一带一路”产能合作

高职院校“中文+职业技能”教育模式的发展，对于构建国际化应用型人才支撑体系至关重要。这一模式顺应“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全球合作趋势，中资企业在海外拓展生产中，依赖精通汉语与技术技能的本土人才。高职院校融合语言与职业教育，能够培养复合型人才。企业因此获得专业高效的人力支持，提升生产效率。并且，院校的教育实践缓解了跨文化沟通问题，强化了跨国协作能力。同时，这一体系支撑“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深化，促进技术转移与资源共享。沿线国家经济发展从中受益，当地就业市场得以激活。高职院校持续输出合格人才，保障国际项目顺利实施。此外，该模式增强了教育与产业的协同效应，驱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语言与技术结合，深化双边互信合作关系，共同应对全球化挑战。

（二）有利于拓宽职业教育对外合作通道，深化全球职业教育能力共建与融合

2020年6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明确将扩大教育对外开放作为推动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中文+职业技能”项目正是其关键实践方向。此模式为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架设了新桥梁。职业教育机构能够借此与海外伙伴建立实质性联系，共同开发教学标准与课程体系。教育实践共享语言基础与文化认知，极大降低了跨国合作中的沟通壁垒。此外，项目将语言习得融入专业技能培养，促进专业知识与文化的深度融合，使人才培养更具全球适应性。职业院校输出成熟的培养方案与技术标准，增强了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话语权。同时，合作院校共同提升教学能力，促进优质资源双向流动。该模式直接服务中国与伙伴国家的产业发展需求，为国际产能合作提供了标准化人才支撑。全球教育协作网络因此更为紧密，职业教育共同发展的基础得以巩固。中国职业教育的先进理念与实践经验得以惠及更多国家和地区。

（三）有利于搭建语言技能为纽带的互学互鉴平台，促进中外人文交流与价值共享

语言在职业教育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突出问题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问题。语言作为沟通的工具，在跨境交流中占据核心位置。此模式将中文学习与专业能力培养深度结合，语言技能直接服务于专业技能的理解与传递。中外参与方基于共同的语言学习经历，自然地跨越沟通隔阂。文化元素伴随语言教学 悄然融入专业课堂，使参与者逐步理解彼此的文化背景与思维习惯。并且，文化展示和价值共享通过具体的职业技能传授得以实现，不再局限于抽象的理念传播。  

学习者在实践中感知中国技术标准与合作精神，接触到立体化的中国形象。同时，中方教育者也在互动中理解当地文化的特点与需求。专业项目合作成为价值交流的良好载体，双方共同探讨行业发展路径。知识传授与文化交流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联合教学与实训活动培养一批具备双文化素养的纽带人才，这些人才带动更广泛的人文互动，促进深层次的价值认同。

“中文 + 职业技能”国际汉语师资培训基地揭牌仪式现场

二、高职院校“中文+职业技能”教育模式发展的现实困难

（一）国际化战略定位与发展理念的缺失

部分院校对国际化内涵的理解较为局限，停留于师生互访、合作项目申报等表层环节。这些院校未能立足国家战略需求的高度，重新审视国际化发展的核心目标，对于推动“中文+职业技能” 教育模式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战略层面的重视不足，导致资源投入该模式研究与推广的力度薄弱。同时，院系管理层和一线教师对国际化工作的意义缺乏足够认知。“中文+职业技能”相关的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缺乏自下而上的广泛认同。教师参与此类融合教育活动的主动性与协同性不高。理念共识的缺位，严重制约了院校深度参与国际交流合作的潜能。

（二）“中文+职业技能”国际化标准体系的建设尚未建成

职业中文教育需要突破通用语言教学框架，聚焦具体行业场景的专业化表达。不同职业领域的技术术语、工作流程沟通存在明显差异，精准提炼教学特征具有挑战性。缺乏权威的职业中文分级标准，导致教学内容难以量化统一。同时，中国职业教育长期借鉴西方标准体系，原创性标准在国际范围的影响力有限。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标准的国际认可度尚需提升，制约了“中文+职业技能”配套标准的推广进程。标准建设既需科学划分行业语言能力层级，更需提升中国职教标准的全球话语权。

(三)具备“中文+职业技能”教学能力的专业化师资存在结构性短缺

现有语言教学岗位的教师多来自英语、小语种或文学专业背景，专业技术领域知识相对薄弱，难以有效融合语言教学与职业技能传授。同时，承担专业课程的教师，其汉语作为外语的教学能力与跨文化沟通技巧可能存在不足。院校极其缺乏既能精通汉语国际教学、又深谙特定职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此外，合作区涵盖众多非英语国家区域，现有师资队伍在法语、阿拉伯语等小语种能力上储备明显不足，也缺乏对这些国家职业教育实际的深入了解。具备小语种优势且通晓相关国别产业技能的教师缺口更大。不同区域产业特点鲜明，对职业技能的教学要求各异，师资必须具备更强的适应性与多元化的知识储备。

（四）高职院校与“走出去”企业深层次产教协同育人机制尚未形成

校企双方通常停留在签订初步合作意向约定，或开展短期技术培训服务项目。这类合作关系缺乏稳定性和延续性。高职院校开展合作时，更多考虑当前的短 期项目需求，未能将服务中资企业海外布局纳入整体战略规划框架。企业方对院校提供的国际化技术支撑能力也存在顾虑。院校以往侧重于校际合作模式，对接海外企业或参与政府级合作平台的经验较为有限。高职院校形成系统化服务企业国际业务的能力尚显不足。企业对院校能否真正满足跨国人才培养的实际需要持观望态度。校企双方在共同制定国际化人才培养方案、协同开发职业标准等方面未能形成持续性互动。

2022中泰“中文 + 职业技能”教育合作论坛现场

三、“一带一路”视域下高职院校“中文+职业技能”教育模式发展路径

（一）强化顶层设计，提升国际化办学理念

发展“中文+职业技能”教育模式，高职院校亟需强化顶层设计并提升国际化办学理念。

首先，院校领导层需要深入理解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核心内涵。管理人员应当遵循职业教育自身发展规律，兼顾国际中文教育的普遍规则与技术技能人才的跨国培养逻辑。高层管理者需要提升战略眼光，将自身国际化工作置于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大背景中谋划。院校应基于国家发展战略的宏观要求，设定清晰的国际化发展目标。

其次，院校在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时，需进行严谨的区域性需求调研。高职院校必须充分考察目标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主导产业特点以及企业实际用人需求。学校需结合自身优势专业资源，确立具有校本特色的“中文+职业技能”发展路径。方案应突出文化教育要素与技术能力培养的有机统一，为学生构建中国职教与文化融合的完整学习体验。执行过程需注重品牌化运作，持续充实项目内涵。

再次，高职院校应主动寻求协同外部力量。高层领导者需认识到“中文+职业技能”是多要素融合的系统工程。院校应积极联合国家相关政府部门，争取在对外合作政策与平台建设方面的指导支持。管理者需要利用政府在宏观战略部署中搭建的国际合作框架与统筹机制。院校争取纳入政府主导的国际教育合作项目体系，从中获得更多境外推广渠道和行动便利。顶层设计必须建立长效机制，确保院校国际化战略的前瞻性与执行力。

（二）精准对接需求，构建国际适应性标准体系

“中文+职业技能”教育的标准建设，能够为夯实顶层设计、高质量开展教学、后期开发教学资源打好理论基础。

首先，高职院校需清晰认识标准体系的基础性作用。标准体系能为院校顶层设计提供理论依据，并为后续的教学内容开发、质量评估及师资队伍建设设定科学的指导框架。院校应当致力于构建一个能够满足多元需求的核心标准系统，覆盖教学过程规范、技能与语言能力测评标准以及师资认证要求等关键维度。

其次，标准开发过程必须紧密贴合目标地区的实际需求。高职院校应当组建包含中外专家的联合团队共同开展研发工作。团队成员需深入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合作国家的具体国情，包括其经济发展水平、重点产业布局以及当地学习者的现有基础与核心素质。标准设计需要综合考虑国际中文教育的规律和中国职业教育的特色优势，重点在于建立能够准确衡量学习者在特定职业情境下运用中文和专业技能水平的分级标准。

再次，建成的标准需具备广泛的适用性与指导力，并注重推广应用。高职院校应确保标准框架清晰反映语言能力与职业技能的耦合关系，使其能有效指导全球不同区域的教学实践。为了提升标准的国际影响力与接受度，院校需制定积极的国际传播策略。院校可以在重点合作国家开展精准的解读宣讲活动，清晰地阐释标准的结构、意义与应用方法。院校也需持续探索标准在示范性项目中的应用案例，展现其实际成效。院校积极推动标准的采纳与互认，不断扩大中国特色职教标准体系的全球辐射力，最终提升中国职业教育的整体国际适应性。

（三）深化“语技融合”打造高素质“双师型”师资队伍

“中文+职业技能”模式的特点决定了高职院校在师资培养方面必须重视语言和技术技能素养的同步提升。

首先，院校需着力提升现有及外派教师的多维度适应能力。针对即将赴海外执教的教师，院校应当组织专门的文化适应性培训。培训内容需涵盖合作国家的社会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基本国情认知。同时，教师需接受系统的国际中文教学方法论训练，掌握面向非母语学习者的汉语教学技巧。专业能力层面，院校应建立教师定期赴中资海外企业考察交流的制度。教师直接接触企业生产一线，了解岗位具体职责、技术应用环境和实际人才能力要求，为精准开展职业技能传授积累素材。

其次，培养重心需要拓展至培育本土化“双师型”师资力量。院校要重视提升海外项目的自我发展能力。关键在于实施“授人以渔”策略，在合作国家本土选拔培养具备潜力的教学人才。高职院校可依托国内资源建立专项师资培训基地。基地接收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工作者进行深度培养。课程体系应整合中华文化知识传授、实用汉语教学法、跨文化沟通技巧以及特定职业技能的实践训练。

再次，院校需创建产教研协同的平台化培养机制。当本土师资培养达到一定规模后，高职院校应当以培训基地为纽带。院校联合目标国家的教育机构以及领先的中资企业，三方根据当地产业发展和行业用工需求，共同设计人才培养方案与能力评估标准。院校促进校企深度参与本土教师的后期职业发展与能力更新环节。同时，院校需为中外师资搭建常态化的教学交流与经验分享平台，例如定期举办国际教学研讨会或建立在线教研社群。

（四）聚焦能力本位，共建高水平实习就业基地

建设高水平实习就业基地是培养契合企业需求的本土技术技能人才的核心环节。高职院校需精准对接中资企业海外发展的动态人才需求，深化产教融合实践路径。

首先，高职院校必须建立企业用人需求的动态跟踪与分析机制。院校紧密关注“走出去”企业在项目所在国的具体岗位需求变化与技术更新趋势。教学活动始终围绕实际岗位能力要求进行动态调整与优化。院校坚持以就业为导向的核心原则，教学资源配置直接服务于提升学生的岗位胜任力与就业竞争力。

其次，院校需与中资企业深度协作，共同投入建设多功能实习实训平台。校企双方可探索共建“教学实训中心”或在企业厂区设立“厂中校”等实体化基地。合作中，企业侧重提供真实的生产场地、必要的技术设备以及资深的技术指导人员。高职院校则负责教学内容的系统化设计、课程资源的有效整合与教学管理的规范实施。校企双方共同选派优秀师资力量入驻基地，形成教学与生产的协同育人共同体。基地的核心功能是为参与“中文+职业技能”项目的本土学员创造高度仿真的实操环境。学生在真实工作场景中应用所学技术技能，实现“以训促学”，显著缩短人才培养周期。

再次，实习就业基地应超越单纯的技能训练场所定位，发展为促进文化交流与人才适配的综合平台。基地为学员搭建与中资企业员工及管理人员进行常态沟通的桥梁。学员在实训期间可提前了解企业的运作模式、管理文化和具体岗位职责。校企依托基地建立稳定的人才输送与反馈机制。院校根据企业在基地内对学员表现的评价持续优化培养方案。企业与院校可共同开展岗位适应性评价，为后续合作提供精准参考。高水平基地的建设最终保障了人才培养规格与企业需求的无缝对接，夯实产教融合的实践根基。

“中文 + 职业技能”服务国家战略研讨会现场

四、结语

“中文+职业技能”作为新兴教育模式，发展前景广阔。此模式有力推动职业教育国际化进程加速迈进，同时直接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实际人才需求。高职院校持续深化多维创新，积极探索有效实践方案。院校的研究深度与实践成效不断累积。院校共同构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品牌体系，为全球职业教育发展贡献宝贵的中国经验。

作者：冉毅东  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英才”培养计划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和新疆文化名家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024QNYC0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此文刊载于《丝路百科》杂志2026年第1期

参考文献：[1]胡倩.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中文+职业技能”教育模式实施策略[J].科教导刊，2024,(32):45-47.[2]孟源，商若凡.“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发展脉络、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2,(29):28-33.[3]陈玉婷.“一带一路”背景下高职院校“中文+职业技能”教育模式推广路径探索D].齐齐哈尔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23,(05):1-3.

编辑、审校：《丝路百科》编辑部